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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東:從“莫高窟守護者”到“故宮看門人”
來源:澎湃新聞 湃客   作者: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時間:2019-04-11 閱讀: 8516
在我們曾經出版過的《敦煌:眾人受到召喚》一書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幾代“敦煌人”背后的奉獻,王旭東便是其中的一位。透過王旭東的故事,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位“莫高窟守護者”,也必將會是一位值得我們期待的“故宮看門人”。
 

單霽翔

4月8日,執掌故宮博物院七年的院長單霽翔宣布退休,繼任者為原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單院長在任的這些年,故宮批量誕生“網紅”。其一貫高冷而神秘的形象通過一個又一個的賣萌瞬間變得溫情起來,從故宮文創、口紅,再到文化活動“上元之夜”等等,故宮似乎成為人們口中的“網紅”。很多人都說,單霽翔本身成了故宮最大的“網紅”。

王旭東

讓我們再回過頭看一看故宮博物院的新院長王旭東。2014年12月,王旭東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便提出了“數字敦煌”的概念,敦煌研究院在國內文博界率先開展文物數字化工作。王旭東在“數字敦煌”的概念下,又進一步提出在網絡上“數字重建”莫高窟,從而讓千年莫高窟“青春永駐”,打破時間和地域的限制,使這些寶貴的藝術財富獲得新的生命。

單霽翔曾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說到:“我們希望故宮600歲生日那天到來的時候,能把一個壯美的故宮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2020年即是故宮的600歲生日。那么這位從敦煌而來,曾主打“數字重建”莫高窟的故宮新院長是否會讓我們更加期待故宮的下一個600年呢?

在我們曾經出版過的《敦煌:眾人受到召喚》一書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幾代“敦煌人”背后的奉獻,王旭東便是其中的一位。透過王旭東的故事,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位“莫高窟守護者”,也必將會是一位值得我們期待的“故宮看門人”。

無聲中守護靜寂

本文選自《敦煌:眾人受到召喚》卷四:繼續敦煌

這位工科生從來沒想過要做文物保護

中午一點,從莫高窟第98窟看完出來,王旭東回到了保護研究所的會議室。接下來有幾個會議等著他。我們的采訪只好見縫插針地利用時間。因為第98窟要求在2014年驗收,需要提交全面的工作報告,在此之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第98窟的保護修復,是王旭東1998年剛剛上任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后,負責主持的第一個壁畫保護項目,時間已經過去了16年。

要講述這16年不是容易的事。但我第一次見他就注意到,他的眼睛的瞳仁極為黑亮,看向人的時候有一種清凈透明的光。這是否因為待在敦煌久了,令人洗心澄目,我不得而知。但相比那些當初因為對敦煌文化心懷虔敬而來到這里的同事,王旭東并非如此,他最初喜歡上的只是這里的自然環境。“我記得那天是1991年農歷正月十七,我第一次到莫高窟,非常喜歡這種靜寂。盡管那時還沒有決定要到這里工作,更沒有想到會在這里工作生活23年。但我確實認為,這是個好地方。”

九層樓是莫高窟的標志性建筑,即96號窟,高35.5米的彌勒佛坐像居內。建在石窟群靠南側的崖壁上,是一座特殊形式的高大窟檐。樓總高43米,建于1927—1935年(攝影:馬嶺)

王旭東的家鄉在甘肅山丹軍馬場附近一個偏僻的山村,全村人口不超過1000人。他出生在一個半工半農的家庭,父親在城里工作,母親帶著四個孩子在山村生活。因為家庭成分的原因,在“文革”開始后,原為小學民辦教師的母親失去了教書的工作。直到1980年,王旭東到縣城讀書之前,一直跟母親、哥哥、妹妹和弟弟一起,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

山村坐落在相對平坦的山坳里,水是從很遠的上游通過渠道引來,很是艱難。夏天遇到暴雨,渠道總是被毀壞,家家要抽壯勞力去搶修。冬天渠道停止供水,村民們只能吃澇池水,然后吃冰塊融化的水,等到冰都沒有的時候,只能趕著毛驢去山下馱水,往返需要一個多小時。他們兄弟姐妹,從小就幫家里干活兒,王旭東說:“除了犁地,幾乎什么農活兒我都會干,耙地,除草,割麥子,放羊,放馬……”不過如今留在王旭東記憶里的,更多是山村所特有的自然之氣。

山村四季分明,因為距祁連山較近,海拔較高,春天和秋天顯得很短。春末夏初野花相繼開放,小伙伴們放學后去挖野菜,還可以摘一種可以和著面粉蒸了吃的野花,當地叫貓兒刺花。夏天可以在水渠里戲水,秋天收莊稼是苦差事,這不關小孩子們的事,但會隨著大人們去挖土豆、胡蘿卜,“撿胡蘿卜時,挑那些小一點的,在衣服上蹭幾下就嚼著吃,非常甜”。“當把羊趕到山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躺在山坡上休息,很是愜意。”—這樣的一些山村生活片斷,深刻在他的頭腦里,及至今天,他依然擁有極強的鄉村情結。不喜歡大城市,只喜歡那些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城市。

到國外去考察學習,他最喜歡的是日本的京都、奈良,英國的牛津小鎮,法國的里昂,美國的普林斯頓小鎮等田園城市。1986年王旭東考上蘭州大學工程地質專業。他選擇專業的目標就是為了以后回到家鄉去,當時報的所有專業都是和水利工程有關—又是故鄉情結。兒時看到水利技術人員把水引到山村里,他覺得很神奇,覺得自己將來可以做這個事。1990年夏天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張掖地區水利處下屬的一個水利勘察設計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待了三個工地,用他的話說:“挺好的,我就喜歡在山里勘察設計,別人覺得苦的,我不覺得,我也很樂意整天跟農民工、農民打交道,特別好。”

王旭東

事情的因緣就是,敦煌研究院彼時正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莫高窟保護的國際合作項目,急需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的專業人員,便向蘭州大學提出推薦畢業生的請求,而王旭東的老師推薦了他,說他特別能吃苦。但起初王旭東并沒有去敦煌的興趣,后來在敦煌研究院的邀請下,抱著來看一看的想法,在1991年春節剛過,便乘汽車先到玉門住了一夜,再從玉門坐汽車至敦煌。初抵莫高窟,他沒有感到辛苦和不便,反而在石窟四圍的寂靜荒野中尋覓到了一種說不清的自在。第二天,他見到保護研究所所長李最雄博士。雙方都留下了極好的第一印象,李博士的學者風度讓王旭東仰慕,頓生想要效仿他的些許沖動。也許是環境與人的共同吸引,消除了王旭東“來看一看再說”的心態。

雖然他當時對于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他真正要面對的工作,還絲毫不熟悉,“說老實話,我是學理工科的,對歷史不是很感興趣,也就不是很關注。”如果追溯印象,他記起來是1981年父親曾到過這里旅游,看到他在莫高窟九層樓前的留影,其他了解則寥寥。當王旭東明確了要來敦煌的意愿的時候,李最雄先生帶他見了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長和樊錦詩副院長。他們幾十年奉獻敦煌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以及吸引人才的執著情懷打動了他,堅定了他要來敦煌工作的決心。

走完400余個洞窟后對藝術有了感覺

后來的二十幾年的時光,李最雄先生成為王旭東從事文物保護研究的領路人和科研合作伙伴。

當時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學工程地質專業的只有王旭東一人,據說當時整個中國文物系統學這個專業的寥寥無幾,中國文物研究所的黃克忠先生是第一人,他在1960年代進入這個領域。而王旭東很有幸在初到敦煌工作的時候得到了黃先生的親自指點,及至今日,在敦煌飛天賓館的交談還歷歷在目。但真正接觸壁畫保護修復的時候,確實不知從何處著手。只能摸索著,向前輩們學習并極力尋找專業契合點,希望把所學專業知識應用到壁畫保護修復中來。

王旭東也是幸運的,適逢另一個絕好的機會,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文物保護研究所的合作項目,美方的首席專家阿根紐博士擁有化學與地質學雙料學位,他淵博的知識和嚴謹的學術素養對王旭東產生了極深的影響。他比王旭東父親大三歲,后來,他倆成了忘年交。二十多年的中美合作項目,也培養了包括王旭東在內的許多敦煌研究院的年輕一代保護科研人員。

1999年7月,王旭東(右三)與中外專家在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保護現場討論(左1為黃克忠先生、右一位阿根紐博士,右二為李最雄博士)(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談及地質學怎么跟文物保護結合,王旭東答:“我們學的專業是與巖土打交道的,具體到石窟,我們會關注石窟載體的穩定性,會關注到巖體里面的水巖運移與壁畫病害的關系,進而采用巖土工程領域的某些技術實施保護加固。所以在實踐中發現很多技術原理是一樣的。在洞窟的崖體里面,鹽分很多,是因為里面有水汽。以前沒有檢測手段,一直認為崖體中的水分含量很低。但后來的監測表明,在石窟巖體的局部范圍內存在氣態水,而氣態水同樣可以帶著巖體內的可溶鹽運移到洞窟巖壁表面,引起壁畫的各種病害。

另一方面,遇到下雨天,窟外的濕氣通過窟門進入洞窟。研究發現,當洞窟內空氣相對濕度達到60%后,存在于壁畫中的鹽分就會發生溶解,當相對濕度下降后,鹽分又會結晶,循環往復,就會破壞壁畫結構,導致壁畫的鹽害。在壁畫修復過程中,也會有水的參與,同樣會發生鹽的活動。

因此,在修復過程中,要進行脫鹽。當然,壁畫脫鹽不可能做得很徹底,干預太多會對顏料層產生傷害,我們盡最大能力脫掉其中的一部分,讓表面的鹽分能有所減少。我們的脫鹽工藝在不斷改進,但畢竟會對壁畫的顏料層造成一定的傷害。接下來我們會開展預防性保護研究,通過控制洞窟環境,使得壁畫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如果環境控制得不好,壁畫表面的鹽分還會活動……”

據介紹,98窟曾經在1970年代、1980年代各修過一次,每隔十年同樣的問題會出現且每次都比上一次嚴重。此次修復吸收了與國外合作的經驗,大的突破主要是在灌漿脫鹽(攝影:馬嶺)

王旭東坦率說,他起初對文物保護沒有概念,心里也沒有覺得那些壁畫的偉大,更沒有感到震撼。開始在莫高窟工作之后,他一個洞窟一個洞窟地查看,檢查壁畫上有沒有裂隙,壁畫地仗有沒有酥堿、有沒有皰疹等,這些都是與自己的專業相關的。那時甚至都沒太關注壁畫顏料層的起甲病害。

在一個多月時間里他看完四百多個洞窟。“那時候事少,不像現在課題、項目這么多”—說來他竟有種懷念的意思。他還清楚記得在那個夏天最熱的時節,窟外氣溫接近40攝氏度,洞窟卻特別涼快,如此反復進出洞窟,他中暑了,難受,惡心,冒虛汗……只好在第458窟一個沙堆上躺臥了半個多小時,才慢慢恢復過來。后來同事告訴他這樣對身體非常不好,因此以后每次進窟之前,他都會先在門口適應一下。之后經過熏陶,他也慢慢知道了壁畫彩塑的內涵和價值,也激發了他可能有的對藝術的感覺。如今,“每次進洞窟都覺得壁畫彩塑特別美”。

大修中的98窟,現已謝絕游人參觀(攝影:馬嶺)

說到第98窟,其實早在70年代進行過修復,到80年代又出問題,做過修復,到1998年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而同時在這些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日本、歐洲的相關機構和大學合作,極大地促進了院方技術的提高。敦煌石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保護也就從80年代中期開始,90年代快速發展。在王旭東他們到來之前,前輩們已經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當然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關乎這點,王旭東說:“評價他們的功過,不是否定他們的工作,而是應該歷史地加以對待—在他們那個時代只能那樣做,好比過去醫生做手術需要拉開很大一個口子,現在已到了微創手術時代。”

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開展壁畫保護修復項目,雙方選擇了壁畫病害類型最多的一個洞窟即第85窟作為聯合攻關課題,而第98窟的病害類型和復雜程度與這個洞窟相當。這兩個窟幾乎集中了所有洞窟中存有的病害—酥堿、起甲、空鼓等。理論上來說,如果這兩個窟的問題都解決了,那么其他洞窟的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與美方擬定的保護計劃是希望通過第85窟的保護修復,能找到基于《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壁畫保護科學程序。這個《準則》是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由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的相關專家聯合起草的,莫高窟保護作為驗證《準則》可行性的一個案例。

敦煌研究院保護所的工作人員們所進行的修復工作(攝影:馬嶺)

就在第85窟正按計劃有條不紊開展前期調查、環境監測、壁畫制作材料與工藝分析、病害機理研究的時候,第98窟的一塊壁畫發生了脫落。為了應急,王旭東他們采用了以前使用過的修復材料和工藝對那些可能還將脫落的空鼓壁畫實施了灌漿處理,但時間不長,就發現壁畫表面鹽分聚集,繼而發生了壁畫地仗層疏松、表面顏料層翹起的問題。于是立即決定停止其他部位的修復處理。美方專家知道這個情況后,也表示了關注。美方專家認同停止繼續灌漿加固處理的決定,建議王旭東他們按照第85窟項目的工作程序對第98窟開展現狀調查、環境監測和病害機理分析研究等基礎工作,等第85窟項目找到合適的空鼓壁畫、酥堿壁畫保護修復技術后再開展第98窟的保護修復工作。

中美合作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保護修復項目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不僅在空鼓壁畫灌漿和脫鹽技術方面有了突破,還建立起了一套科學的壁畫保護程序。這一成果對第98窟的保護修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按照第85窟取得的經驗,由敦煌研究院自己的專業人員完成了第98窟的前期調查研究工作和修復工作。他們經過16年的艱苦努力,今年將順利完成第98窟的修復任務。第98窟也在長達十余年之后,再次以健康的狀態與游客見面。“這個項目的波折,讓我們認識到一個科學的文物保護工作程序是多么的重要,這個程序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會影響到保護結果的成敗。即使那些僥幸成功的案例,也不能說明科學程序的可有可無。”王旭東慶幸于這個轉折,他們會在第98窟的保護修復報告中記錄下這些曲折和轉折。現在,敦煌研究院從事保護修復的隊伍有六十多人,從事保護研究的隊伍也有五十多人。

熱愛這個遺產,即便對家庭有遺憾

“我到現在也沒覺得苦。”王旭東說。其實這話在見面不久他就說過。大約是人的性格決定命運,比他早幾年和跟他同一年來敦煌的本科畢業生還有不少,但大多都離開了。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國外,只剩下他一個。王旭東感嘆說,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對環境適應的能力不一樣。“不過我現在蠻有成就感的。人不可能一天兩天就有成就感,要堅持,要耐住寂寞。”

我問他什么是他理解的敦煌精神,他講到,一個是熱愛,一個是堅守,最后才是奉獻。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熱愛這個地方,熱愛這個遺產,你對它沒興趣,進而選擇離開,這與人的品質沒有關系。我一開始是喜歡這個環境,有些人是熱愛這個藝術,但必須熱愛才能堅守。有的人也熱愛,但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不能堅持下來。如果沒有奉獻精神也不行,我們是失去完整而溫馨的家庭生活,失去了對家人的關照,得到的是我們賴以欣慰的事業。”

王旭東的妻子畢業于蘭州醫學院,剛開始是老家縣醫院的一名兒科醫生,他們是高中同班同學。當王旭東決定來到敦煌工作時,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把女朋友也調到敦煌。在他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們結婚了,年底他的妻子也在研究院的努力下如愿調到了敦煌市醫院。由于妻子對紫外線過敏和不能適應兒科醫生的高強度工作,不得不于1998年帶著五歲的兒子到了蘭州,在一所衛生學校從事教學工作,從此兩地分居十多年。妻子投入全部精力一個人撫養孩子,直到剛剛把兒子送到國外讀大學。但隨后,她一度陷入精神空虛,可能是因為多年相依的兒子忽然從身邊離開造成的結果,這令王旭東極為痛心與內疚。

妻子希望他能離開敦煌,找一個兩人能待在一起的地方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經過一個月的思想斗爭后,他決定放棄敦煌的工作回到妻子身邊。王旭東向組織提出了調離敦煌研究院的請求。報告遞交后,妻子的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好轉。但由于種種原因,組織沒能接受他的請求……自然,這個地方不僅是他所喜歡的,而且23年來的堅守與付出也使他深深地眷戀這份工作。令他深感疲憊的是,家庭與工作,仿佛身心兩處不能會合。

結束這次訪問前,他的言語里滿含無奈:“這是我們莫高窟人的心頭之痛。我有不少同事都是兩地分居,為了孩子們的教育,我們都無奈地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沒有人愿意選擇這樣的生活,但如何處理既能從事喜歡的工作又能照顧好家庭,可以說:無解。……也許人生就是由缺憾構成的吧,有時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但家人的苦又有誰能理解呢?難道選擇了莫高窟就一定要失去家庭的天倫之樂嗎?也許對我們這些把家安在蘭州的人一定會是這樣的結局。所以我勸年輕的同事,最好把家安在敦煌,完滿的家庭是事業持續的基石。”

相關圖書:

《敦煌:眾人受到召喚》,《生活月刊》雜志出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版

2010年和2013年,《生活》雜志的采編團隊幾次前往敦煌、蘭州等地,對幾代“敦煌人”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訪。這本書是4年多追蹤歷程的結集,將呈現一場冥冥之中的相遇——一座洞窟與一個(群)人的相遇,千年佛國與數十載人生的相遇。莫高窟與她的守望者們,在荒漠中相互召喚并彼此守候。他們的守護延長了莫高窟的生命,而在敦煌,他們也找到自我,找到藝術、文化乃至人生的新路。

《敦煌:眾人受到召喚》為四色圖文書,既有敦煌研究院提供的珍貴圖片,又有《生活》攝影師實地拍攝的圖片,精美、大氣、有意境,富含人文張力和表現力。

《我在故宮修文物》,蕭寒 主編、 綠妖 撰稿、嚴明 攝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版

《我在故宮修文物》第一次將鏡頭對準了故宮的文物修復師們,他們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卻始終不為人知。書中以口述的形式撰寫了12位頂級文物修復師的對歷史、對人生的回顧和感悟,同時也是一本故宮幾百年文物修復歷史的縮影。

​在大時代的背景下,一群身懷絕技、妙手回春的文 物修復師,默默地固守“冷宮”一隅,日復一日地打理著價值連城的“國寶”。他們是故宮里的鐘表匠、青銅匠、摹畫工、木器工、漆器工……他們一代一代薪火相傳,是故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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